一件值得我铭记终生的幸福往事
发布时间：2014-09-30 15:54
鲍世修
今天，我要谈的，是一件尘封了六十多年、始终让我难忘的幸运往事。
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国防、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我国政府从前苏联聘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帮助我军的各支特种兵建设。1950年秋，为解决这些部队中我军官兵与苏联专家间语言上的交流沟通，我从上海俄文学校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当一名译员，跟随该司令部的苏联军事顾问工作，并跟他们住在一个院落。
这是一处装修比较考究、舒适宜居的二层楼单独庭院。它位于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徐州文亭街古道台府衙门）东侧的一条深巷里，四周布置有严实可靠的警卫，十分安全而宁静。部队内部称它为"顾问招待所"。
1953年早春，就在大家正在忙着过农历新年、苏联顾问业已返国度假的时候，2月13日、即阴历除夕日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上级首长的通知，说很快要有一位重要的高层贵宾，来我们招待所小住。至于这位宾客究竟是谁，却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只是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保密。
稍后，谜底得到揭晓。原来是，时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的刘勇将军，接到国家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说：宋庆龄国家副主席现正在一架赶赴上海的飞机上，但江苏省和上海地区的天气情况不佳，首长座机需先在徐州降落，待天气放晴后再继续完成尔后的飞行；要求徐州驻军一定要做好对宋副主席的接待工作，确保舒适安全，万无一失。
1953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解放前，我在当学生时，就对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直十分敬仰，对当时的孙夫人也颇为敬重。不想，今天却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亲眼见到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杰出女领导人。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
那天下午的两、三点，一辆迎接安顿国宾的苏制高级轿车从机场直奔徐州市里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側旁的顾问招待所而来，我恭敬地在大门口迎候。
宋副主席下车后，缓步进入会客厅，稍事坐定，刘勇司令员向她简要介绍了徐州当地的情况，并请首长先行休息。陪同她一起前来的，有秘书和保卫人员。
顾问招待所配备的都是公勤人员，我是唯一的在职干部，因而有责任从各方面照顾好宋副主席。这给了我一个便于更多接触她的机会。尽管她急于赶回上海过年，第二天一早，就改乘火车南下。我真正随她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一天。
1953年2月，我还不满24岁，宋副主席正好是60岁，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为理国事，心系百姓冷暖，操劳了一生，虽已年届花甲，仍不敢稍有懈怠，重任在肩，欣然担当，全身有用不尽的旺盛精力和充沛活力。从外部形象和内在修养来说，她端庄高雅，气势不凡；威严自在，却并不逼人；相反，给人以一种平和慈祥的感受。由于有过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整洁的修饰和讲文明、守礼貌的举止，更给人留下难忘的念想。总之，能有幸遇到这样一位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敬仰、德高望重、受人爱戴的国家领导人，并能在一段时间里伺候在她身边，让她休息、生活得愉快，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件值得我铭记终生的幸福往事。
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国防、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我国政府从前苏联聘请了一批军事专家帮助我军的各支特种兵建设。1950年秋，为解决这些部队中我军官兵与苏联专家间语言上的交流沟通，我从上海俄文学校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当一名译员，跟随该司令部的苏联军事顾问工作，并跟他们住在一个院落。
这是一处装修比较考究、舒适宜居的二层楼单独庭院。它位于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徐州文亭街古道台府衙门）东侧的一条深巷里，四周布置有严实可靠的警卫，十分安全而宁静。部队内部称它为"顾问招待所"。
1953年早春，就在大家正在忙着过农历新年、苏联顾问业已返国度假的时候，2月13日、即阴历除夕日的上午，我突然接到上级首长的通知，说很快要有一位重要的高层贵宾，来我们招待所小住。至于这位宾客究竟是谁，却没有人告诉我，他们只是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保密。
稍后，谜底得到揭晓。原来是，时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的刘勇将军，接到国家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告诉他说：宋庆龄国家副主席现正在一架赶赴上海的飞机上，但江苏省和上海地区的天气情况不佳，首长座机需先在徐州降落，待天气放晴后再继续完成尔后的飞行；要求徐州驻军一定要做好对宋副主席的接待工作，确保舒适安全，万无一失。
1953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解放前，我在当学生时，就对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直十分敬仰，对当时的孙夫人也颇为敬重。不想，今天却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够亲眼见到这位享誉世界的中国杰出女领导人。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
那天下午的两、三点，一辆迎接安顿国宾的苏制高级轿车从机场直奔徐州市里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側旁的顾问招待所而来，我恭敬地在大门口迎候。
宋副主席下车后，缓步进入会客厅，稍事坐定，刘勇司令员向她简要介绍了徐州当地的情况，并请首长先行休息。陪同她一起前来的，有秘书和保卫人员。
顾问招待所配备的都是公勤人员，我是唯一的在职干部，因而有责任从各方面照顾好宋副主席。这给了我一个便于更多接触她的机会。尽管她急于赶回上海过年，第二天一早，就改乘火车南下。我真正随她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一天。
1953年2月，我还不满24岁，宋副主席正好是60岁，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为理国事，心系百姓冷暖，操劳了一生，虽已年届花甲，仍不敢稍有懈怠，重任在肩，欣然担当，全身有用不尽的旺盛精力和充沛活力。从外部形象和内在修养来说，她端庄高雅，气势不凡；威严自在，却并不逼人；相反，给人以一种平和慈祥的感受。由于有过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整洁的修饰和讲文明、守礼貌的举止，更给人留下难忘的念想。总之，能有幸遇到这样一位为全国乃至世界人民敬仰、德高望重、受人爱戴的国家领导人，并能在一段时间里伺候在她身边，让她休息、生活得愉快，这是我毕生的荣幸，所以，我说这也是一件值得我铭记终生的幸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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